在现有政治体制下，中国虽然不大可能做到“开放报禁”，但是传播媒体在当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再也不限于传统上的党的喉舌或宣传工具，而是更贴近于传媒本身的基本职能，就是让社会公众享有信息安全和公正表达权。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昨天在下榻的新加坡酒店客房接受本报专访时说，近些年来，中国传媒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促成变化的是制度、市场和技术三大因素。

   在2006年3月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作为学界的唯一人选，被推选为“2005

　　珠江三角允许境外电视落地我并不把它看作一个孤立的事件或者说是地域性事件。因为对中国来说，传媒市场跟国际的接轨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逻辑中的必然问题。你就算拒绝了它的频道单独落地，它还是可以通过把节目向全国这么多家电视台提供来实现“横向落地”。我不觉得外来文化一旦进入，一定就要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冲击得一塌糊涂。该冲掉的东西，是由于某种体制或某些旧的东西支撑，才让它能够延续到今天。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相信不会因为这个就消亡了。“拒敌于国门之外”只会保护自身的惰性和感觉的迟钝，比较明智的策略是守住我们应该守住的核心资源与核心价值，对于国外传媒的进入在政策上加以规范和疏导。中国这个市场的特殊性远比他们在外界想象的要多，而这个市场的机遇和可能性，也同样远比他们在外界想象的要多。要建立真正有效的中国市场进入模式，他们必须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游戏规则有个最基本的了解。双方都需要这样一个彼此磨合的过程，这正是“传媒特区”的意义所在。

　　我希望这样的开放只是一个起点，否则仅仅在局部地区对等落地，这个决策意义价值就很低了。这也是我对“传媒特区”的另外一重期待。

思想的漂泊与信念的执著

　　听喻国明的课是一种思想的漫游历程。从柏拉图的洞穴理论、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到李普曼的“探照灯”理论，三尺讲台成为他纵横捭阖的场所，一次课下来，学生跟随他在思想的丛林中跋涉，经常到下课铃响仍意犹未尽。而纵观喻国明的研究脉络，则几乎涵盖了新时期新闻改革的所有热点、焦点领域。从本科、硕士阶段对新闻学本体问题的探索，到博士阶段钟情于实证研究与民意调查，对宏观新闻体制的改革做出了一系列研究，20

采访者：陈端　王永亮

　　喻国明：1957年9